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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运行+四班倒,每周数十万垃圾桶发往上海,疯狂的换桶市场让占全国塑料品产量70%的台州爆仓数月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28期,原文标题《疯狂的垃圾桶》

▲台州一家垃圾桶公司的产品正等待装货出厂

为赶上7月1日上海强制垃圾分类的“大限”,仅6月份,淘宝和天猫平台就售出了价值2.5亿元的分类垃圾桶。距离上海300公里的塑料垃圾桶生产基地浙江台州,爆仓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然而也有从业者从繁荣中看到一丝隐忧,“我们搞垃圾分类,从来是相信人不相信桶的”。

记者 董冀宁

2.5亿元订单

垃圾桶生产商们把这称之为上海正式实施垃圾分类的蝴蝶效应——在淘宝上搜索关键词“分类垃圾桶”,最简单的无盖圆桶月销3.5万个,带盖的脚踏垃圾桶月销2万个,甚至单价200元的日本进口组合式垃圾桶,也卖了1.5万个。

来自阿里巴巴的统计显示,仅6月份,淘宝和天猫平台的个人消费者就购买了价值2.5亿元的分类垃圾桶,其中上海的消费者贡献了其中的五分之一。由于很多客人要赶在7月1日大限前收货,很多店铺一度“只发上海”且“限购一个”。在一些网店的评价区,有网友说:“感谢老板在最后一天雇了一辆货拉拉把商品送上门。”

作为鑫鼎塑业的销售总监,姜艾佳最多时一天之内接起了200多通电话,其中近八成来自上海。“全是来询单的,最大的一笔是希望我们下周能交付12万个。”这家位于浙江台州市洪家塑料工业园区的企业,是全亚洲最大的塑料垃圾桶制造商。

但姜艾佳最近的工作内容显然与他的职业身份不太相符——他不得不拒绝掉将近一半的询单,尤其是比较急的那种。理由是“工厂产能饱和了,之前囤积的订单都生产不完”。通常情况下,姜艾佳会主动提供几家当地与他们公司有过业务往来或是自己信得过的工厂,建议客户去问一问,但他心里有数,“到了下周,同样的询单电话,他们还得再打一遍,因为我们已经是当地最大的一家工厂了”。

台州,这个距离上海直线距离300公里的浙江小城,作为占据全国塑料日用品70%产量的生产基地,最近几乎把所有能用得上的产能都用到了垃圾桶的生产上。在姜艾佳背后的企业厂房内,上百条生产线的开工率达到了95%,“剩下5%没开工是因为人手不够了”。生产线24小时运行,工人们四班倒。

另一家航星塑业的副总经理唐传余告诉我,6~8月由于人们的饮食结构变动,大量产生果核、冷饮包装,本来就属于垃圾桶消费比较旺盛的月份,最近一个月受到上海垃圾分类新政的影响更是供不应求,“即使在夜里也有物流发货的卡车在厂区排队等待”。他的公司在工厂车间挂出“上海挺住,你们的垃圾桶我们包了”这样的标语,并称公司已经停掉了其他塑料制品生产线,全力投入到垃圾桶生产上。

“一般状况下,尤其是对一些小厂来说,生产都是按订单来一笔一笔进行的。”姜艾佳说,生产完一笔订单,如果没有新的订单,企业的机器一般就要停一停。“毕竟企业也要追求资金的流动性,最多是有一两款畅销产品可能敢多生产一些在库房里屯一些,但今年不是这样,好像不管生产多少,总有需求等待被满足。”

从10升的家用小型垃圾桶,到660升的公共垃圾桶,再到1200升的供转运使用的大型垃圾桶,他所在的企业每天有超过5万个垃圾桶下线。“几乎没有哪个型号有入库这个环节,都是赶紧通过物流发走。”姜艾佳告诉我,物流工人们每天从早上8点装车装到晚上12点,将近20辆大车勉强能把当天生产的5万个桶发完,这其中,超过一半被发往上海.“但和需求比,仍然明显不够。”

巨大的“换桶”市场

为什么每逢垃圾分类运动就要更换垃圾桶?为什么不能继续用原来的桶?有人在网上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也是不少人的困惑。下面的回答也是五花八门:“为了和外面公用桶的颜色一一对应,避免混乱”;“家里空间小,把圆形桶换成组合桶有利于节省空间”;“新的分类标准和老的不一样,变化了”……

在鑫鼎塑业总经理陈珍凤看来,“在中国,只有行政力量推动得了垃圾分类,而这中间标准的更迭以及政府环卫部门集中采购,自然也就是推动垃圾桶更换的主要推手”。她手里的订单有不少是去年年底就已经通过公开招标获得的,都来自政府集中采购,既有小区内用的400L升、660升的公用垃圾桶,也有免费分发给居民的家用垃圾桶。

2019年1月31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规定自7月1日起,上海正式进入“垃圾强制分类回收”的时代。6月26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关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规定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46个重点城市在2020年底,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事实上,作为有市场敏感性的一线从业者,台州大部分垃圾生产商,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在为市场爆发默默做着准备。

“传统上2、3、4月是塑料垃圾桶生产的淡季,一是刚过完年,因为招工难等原因产量上来需要一个过程,另外这个时间段政府环卫部门每年需要新编垃圾桶等劳保用品的采购计划,相对来说大单比较少。”航星塑业副总经理唐传余说,正好年初塑料原料价格达到历史低点,他屯了一批原料,但是进入5月明显发现不够用。“以往这个月份,一笔几千个桶的订单就算不错的了,但今年上海所有的经销商,只要询单,都是几万、十几万的订单。”

台州市塑料协会副秘书长李晓红告诉我,台州垃圾桶行业十几年的发展,本身就是各地环卫工作的缩影。

鑫鼎塑业是2003年进入的这一行,陈珍凤告诉我,因为看到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各地包括大型垃圾桶等卫生用品大量缺货,再到后来“非典”之后大量居民楼内的垃圾道因为被视为容易滋生异味和细菌被封堵,散倒垃圾的方式也逐渐被使用垃圾袋投放垃圾的方式取代。加上台州当地自上世纪80年代起,逐渐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塑料加工和模具制造产业基础,陈珍凤以及一批创业者决定首先从公共垃圾桶做起,这是台州垃圾桶产业最早的雏形。

之后这些年,各个城市陆续开始迎奥运、创建卫生城市、创建文明城市,其中单位面积的垃圾桶数量开始成为考核指标,比如要求每200米设置一个公共垃圾桶,同时也会给居民分发家用垃圾桶,整个市场一下爆发了。陈珍凤记得,那时候企业开始收到几万甚至十几万的订单,“有的城市在之前很明显很多年在城市卫生方面是停滞的,他第一年可能买了10万个垃圾桶,然后没有评上,那第二年还会再继续买,直到评上为止”。

在这种大背景下,整个行业如同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因为塑料垃圾桶技术门槛不高,单价便宜,同时又因为体积较大,物流成本较高,所以垃圾桶产业开始走出台州,包括山东临沂、湖北武汉等地也都出现了规模不小的垃圾桶生产企业,整个行业的竞争开始加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每年靠着当地市场基本已经可以养活这些企业了。”姜艾佳分析说。

“垃圾桶的销售也可以为旁观垃圾分类运动提供一个切口。”陈凤珍告诉我,在上海开展强制垃圾分类之前,购买分类垃圾桶的主要客户是浙江金华、杭州等地自主开展垃圾分类实验的各级政府,基本上每年购买一批,但是量都不大。“有时候同一个地区前后几年的订单中,分类的标准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前是可回收、不可回收的标准,后来可能换成了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这不是就意味着以前的那些垃圾桶都不用了?所以有些城市的分类垃圾桶,更换的频率相当高。”“而如果有的地方采购了几年忽然不采购了,你就知道是垃圾分类开展不下去了。”陈珍凤说道。

而如今,每周数十万个垃圾桶发往上海背后,一个巨大的分类垃圾桶市场刚刚出现在这些垃圾桶企业面前。

“垃圾桶应该是越变越少的”

订单骤增之下,扩大生产相对容易,毕竟塑料垃圾桶有一些显而易见的优点。陈珍凤告诉我,它廉价、轻便、防水、不易腐蚀,而且生产流程非常简单,定制好模具的形状,根据室内、室外、大小、形状等不同需求,将聚丙烯、聚乙烯等塑料原料和颜料、稳定剂按一定配比加热融化,然后注入到模具中冷却,就基本成型,生产一个桶的平均时间不到1分钟。所以,最近很多老板们都准备这么做。

然而,在很多企业的仓库里,总有一批特别的分类垃圾桶,怎么也处理不掉。姜艾佳说:“不是说是产品迭代被淘汰了,而是客户下订单的时候没想清楚,拍脑袋决定的产物。”“比如有一个西北城市,我们分析说,你们那个地方气候干燥,相对来说垃圾可以多储存两天,同时公共垃圾桶可能覆盖没有那么密集,人们丢垃圾是比较麻烦的,建议他们采购大一些的垃圾桶,但最终对方还是采购了一批20升的小垃圾桶,而且专门定制了形状和分类标准。但是原本说计划采购三年,只采购了一年就杳无音讯了,这些分类标准独特的桶至今躺在仓库里。

“现在厂里在投产的分类垃圾桶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与此同时,在工厂的仓库里,可能还有80多种模具静静地躺在那里,再也不会被使用。” 姜艾佳说,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之前历次垃圾分类运动的缩影。

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SC)研究过环境史的研究员陈立雯在中国数十个乡村推广过垃圾分类,她对我坦言,垃圾桶卖脱销让她有隐忧。“一个城市垃圾桶只要存在大规模变更的历史,那就是这些城市在垃圾分类上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经历。而其中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觉,以为搞垃圾分类就是发发垃圾袋垃圾桶那么简单。”

陈立雯举例,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北京各级政府、街道办、居委会也采购了大量的分类垃圾袋、垃圾桶分发给小区居民,但北京在垃圾分类上显得力不从心。她说,1998年北京首次提倡并推广垃圾分类时,有关部门先后在商场、公园及繁华闹市区设置了几十处三组式分类垃圾箱,这种垃圾箱一度被认为设计超前,投放口形状根据垃圾种类有所区别,比如可回收物被设计成只能投入瓶瓶罐罐。2008年,北京街头又开始布置两组式的分类垃圾桶,可循环桶与其他垃圾桶是几乎一样的灰绿色外观和颜色,只有标志不同,很难让人区分。到了2010年前后,北京在全市推广垃圾分类处理,居民社区内绿、蓝、灰三个垃圾桶按照分类指示,这次的分类标准又换成了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

“而且现在看来,有些美化城市的理念和垃圾分类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陈立雯告诉我,像现在人们普遍接受的“垃圾不落地”的理念,实际上就是强调,不能让人随时随地都可以扔垃圾,要定时定点回收,这样才能便于监管和有效落实垃圾分类。“你在马路上每隔50米就杵一个看起来分了三类的分类垃圾桶,无论是从监管还是集运回收的复杂性上,都无法保证有效分类,要想保证垃圾分类的成效,垃圾桶实际上应该是越来越少的。”

“搞垃圾分类本质上是相信人、不相信桶的。我们相信社区的居民最终会接受垃圾分类的理念,而不是有桶了,就能搞好垃圾分类。”陈立雯说。

陈珍凤提到一项“同比下滑”的数据——今年上海市招标采购的垃圾桶当中,主要的增长量都是发放给居民的家用分类垃圾桶,公共垃圾桶的采购数量明显较前两年要少。这反而让她感到一种希望:“这说明,原来有一部分公共垃圾桶可能通过更换标识、增补文字的办法继续沿用,没有浪费;另一方面,至少上海没有把垃圾工作分类的重心放在大量添置垃圾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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